重外本部的食堂小，只有两层楼，二楼的一半都辟出来留给教职工及其亲属了。

一楼中间有五六个大炒窗口，我没怎么吃过。右边有四个小炒窗口，我差不多每次都会跟着我的抢饭伙伴们百米冲刺去抢着打小炒吃，干煸四季豆，辣子牙签肉，到了高二高三，有时候企鹅的体育课是上午最后一节，他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那我就趁机逼他给我带小抄，买好送到教学楼里跟我一起吃。左边有一个垃圾食品窗口，炸鸡翅，薯条，鸡柳，关东煮。左面是小卖部，东西也不太多，但是基本还是能满足，而且卖的东西有时候还很有意思，比如说蟹柳，馒头脆。小卖部到了冬天还有加热饮料的机器，痛经的时候可以买一盒热的红枣牛奶捂在肚子上，捂一会儿再喝掉。

二楼左边房间里主要是是套餐，一盘十块钱还是多少，我也记不清楚了，反正两荤一素，吃起来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有一次我从炒白菜里面吃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猪儿虫罢了。它干瘪地躺在一堆菜里。它的尸体让我不禁联想到它在生龙活虎时有多么肥美，而如今它的汁水都被炒干了，炒进了白菜里。二楼右边会卖炖的汤，喝起来又美又香，一般是番茄排骨汤，六七块钱一碗，有时候想奢靡一把了就买一碗汤陪着套餐喝。到了晚上右边就会卖面和米线，我一般会吃土豆牛肉的浇头，因为我觉得酸菜肉丝浇头不大好吃。

二楼右边房间里的教师餐我没有吃过，但我有幸见过猪跑。我高中的几个朋友都是教师子女，有时候其他地方没有座位了我们会斗胆跑进教工食堂里蹭座，眼巴巴看着他们碗里的魔芋烧鸭，番茄蛋汤，还有每餐都会配的水果，橘子橙子苹果香蕉。路过的时候从自己餐盘里拿出筷子，然后假惺惺地称赞教师子女碗里的菜品，再夹走一块亮晶晶的魔芋送到自己嘴里。

食堂一直很挤，一直需要我们跑得飞快去抢饭。就算跑得飞快打到了饭，也不一定有位置坐。学校为了在寝室防鼠，也不准我们在寝室里吃饭。我跟左小桃就索性坐在操场旁边的黄桷树下面吃。

我记得这么清楚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喜欢，而是因为我这三年实在吃了太多顿重外的食堂。从我进校的时候重外的大门就关了，A区B区没有差别，初中高中都是这样。

当然也有胆大的同学叫外卖，重外领外卖的套路也进化得千奇百怪，狗洞，叉棍，假装家长送饭，层出不穷。我也叫过外卖，但是没有任何一次是我自己主动叫的，我永远都是搭着我那些要叫外卖的朋友，跟他们一起吃黄焖鸡，吃羊杂粉。

有时候我们会集体去找班主任开出门条，骗老师说我们要出去买文具、打印材料，然后几个人手挽手大摇大摆地利用午休时间或者晚饭时间，坐在坡下的干锅店里，或者前门的味香苑里，吃入味的薯条，吃一份鱼香茄饼。

有时候守门的保安会管得比较松，我们可以趁着保安不想工作的那段时间，隔着栅栏买锅巴洋芋和豆腐脑。

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实在馋得不行了想去时代天街开荤，但是又没办法开出门条，我们就打算非法混出校门。一群有走读证的同学把我们几个没有走读证的同学夹在中间，然后一大坨人挤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向后门走去，走到保安那里，一个同学机灵地放大自己的嗓门跟一个年轻保安聊天，“啊叔叔我之前看电视我看到你上了《天天向上》的！你好帅哟！”，那个保安叔叔嘿嘿两声就把我们全都放出去了。我们就喜滋滋地跑到时代天街去吃猫抓烤肉。

我是一个很奴性的人，我一直没有什么胆子主动去挑战规则和权威，我不敢一个人点外卖，不敢一个人闯校门，不敢自己伪装出门条，所以我也只能跟着我那些胆大又自由的朋友一起享受校外的美好。

我渴望自由，渴望成为自由的人，但我不敢，我也没有能力，我只能在我定义的“自由”旁边转圈圈。

我的中学生活一直都这样矛盾。

民间对重外的传言，一直都说的是重外是重庆重点高中里管得最松散的，活动最多的，课程最少的，作业最少的。但从它禁止我们出校门的时候它就输了，因为南开的学生一直都可以跑出校门投入沙坪坝商圈的拥抱。

重外管得是挺松的，但是总有班主任会异想天开地把休息时间安排成学习时间。我午休不喜欢回寝室睡午觉，我喜欢坐在教室里做作业，做完作业剩个十分钟趴一会儿准备下午继续上课。中午的时候教室里加起来可能十个人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这些人永远都能聊得很嗨，玩得很开。有时候我们会一起钻研数学题，有时候会一起大声讨论八卦，有时候就是互相讲段子然后疯狂地哈哈大笑，有时候会站在讲台上学老师讲课。我本来觉得午休这种时间自己利用好了就行了，午休并不代表要睡觉，几个朋友一起嘻嘻哈哈放松一下完全没有什么影响，况且要是教室里真的有人要做作业，嘻嘻哈哈的声音一定会小。但是某天db就闯进我们午休的教室开始批评我们，说我们没有好好利用宝贵的午休时间，在这里嬉皮笑脸，并且从此规定午休时间不准在教室讲话。

重外一直不怎么穿校服，要穿也是在校庆、升旗仪式这种重大场合。但是有一天我班班主任异想天开要我们全班穿校服去做操，其他班主任出于攀比心态也开始让别班的同学开始穿校服去做操，再到后来校领导对这种行为感到满意，全校都开始穿校服做操。

重外活动是挺多的，但是总有校领导想把社团活动搞得规规矩矩，总有校领导想多多少少取消一点大型校园活动，总有校领导想把大型校园活动搞得又红又专不如不搞。难得一遇的重外五十年校庆，我班班主任叫我们一个节目也别出。

重外的规则一直都这么矛盾。

我感觉得到，重外并没有一个很官方很明确的灵魂。

至少复旦还有“自由而无用”，而且我在这里我还多多少少能感受到这种精神。但我在重外感受不到，我在重外待的这六年，我每分每秒都觉得我跟重外一样活得很迷茫，重外的一些校领导不知道重外的民间定位，重外的一些班主任不知道学校开办活动的目的，重外的一些老师甚至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抱怨，“我不喜欢重庆，我喜欢我老家东北”，我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来教书。

有段时间校领导为了管一下早恋，还安排了老师在操场值班巡逻，打着手电去搜查晚自习下了之后在操场腻歪的情侣。那个时候好像已经高三了，我跟企鹅学习忙得不知道多久没去过操场了，第二天我朋友忧心忡忡地跟我说，你知不知道，昨天他们去操场抓情侣了，我冷笑一声也没说别的了。

我感觉得到重外也想对高考的压抑规则发出呐喊和挑战，但是它跟我一样没有勇气也没有实力。它对外宣称我校以素质教育为主，大力在招生的时候给家长和学生看我校的外语节活动和社团周，但同时在保送名额越来越少的今天，它却慢慢开始违背自己的初心。不，我觉得重外发展到现在，它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初心是什么了，所以我在校的时候很少听到有老师能自信地说，我们学校搞的是素质教育，因为他们都清楚，每次月考半期考期末考，每层楼进门就有贴好的大红榜；他们也没有胆量说，重外最关心的是学生。

如果它关心，当老师看到一群学生坐在树下面吃饭的时候就会明白，在食堂里多设几个座位是多么重要，拆掉那些门禁系统是多么重要。

我们高三那年，学校浩浩荡荡地修起了室外停车场，就在我们教室旁边，我每天看着工人在下面搭脚手架，灌水泥，我看着各种各样的工地机器来了又走，我学会了它们的功能，我甚至可以听声音就知道外面在运作的是哪个机器，我完完整整地学会了修起一个室外停车场的过程，我还看到过工人大摇大摆地站在工地上某个角落脱了裤子撒尿，撒完尿还抖三抖。我听了大半年，笃笃笃咚咚咚嘀嘀嘀的声音。如果不幸换位置换到了窗边，老师上课在讲什么我是全都听不到的。我们联名写过信给校长，学校说这个事情会尽快解决，但它还是没有解决。如果它关心，它肯定会有办法解决。

去年重外里修起来冷冰冰的铁栅栏，把家属区和校区隔开了。我回校去看小叶的时候，小叶惆怅地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，她说我孩子以后也没办法在操场上玩了。她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以前休息时间或者体育课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去逗小叶的孩子玩，欧阳喜欢把他抱起来举高高转圈圈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快乐。如果它关心，它不会觉得教师家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骚扰。

重外人好像也并没有因此难过，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之前有几张魔幻现实主义的照片在QQ空间流传，就是某个同学拍的学校修起来的铁栅栏，那个同学把图片调成黑白色，配字说，重庆素质教育的最后一座大山倒下了。

我没有转那条说说，因为我知道，外人看重外也许还是素质教育大山，但我作为重外人，我不知道重外搞的是什么教育，重外也不知道它在搞什么教育。我只觉得它在迎合应试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了而已。这也许是个聪明的做法，因为保送这块遮羞布就要被撕烂了，外界的家长越来越应试，重外的生源也越来越让人着急了。

不过还好我喜欢的几个老师和同学都很自由。吴蓉蓉的课前三分钟（课前半小时）永远都很有意思，她在课上教我们怎么恋爱，在课上大讲女权，讲波伏娃《第二性》。有一次讲阅读题，她讲到了“框架与自由”。

那个时候班上很多我认为很自由的同学都发言了，讲了很久很久。我那个时候很崇拜她们，因为我觉得她们就算生活在再狭隘的框架里，她们也能找到相对的自由。她们为了挑战班主任的权威，有人给班主任写匿名信，有人直接翘课去旅游，有人大胆放弃保送选择高考追逐梦想，当然更多人有胆量闯出校门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。她们知道框架的存在对她们个人的追求是没有影响的，因为她们有胆量也有实力，而吴蓉蓉和echo这两个老师持续地在鼓励我们去寻找这种胆量和实力。

重外的大环境，会鼓励我们去做想做的事情，只不过大部分事情做了之后没什么用就对了，比如说写联名信换老师，比如说在班级群里匿名跟班主任争辩，都没什么用就对了。

优秀的人从来都不缺乏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有优秀的人，我这一届如此，下一届也如此，下下一届亦然。

罢了，只是这种胆量和实力，只有少数人才明白而已。

要说我爱不爱重外，我还是会说爱，在重外里那些独特的记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，企鹅是无法替代的，保送复旦也是无法替代的，只是，我在食堂吃饭从来都不是个人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