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下学期要出国，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去奉贤教书了。其实这学期一共也就去了三次，说实话没教太多，我也害怕他们没学进去太多。每次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们都围着我，问我是不是成绩很好，复旦是不是很漂亮，我是不是博士后，我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，我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，我多高。我真真假假地回答着他们，十分钟很快就这样过去。周六没有铃声，有时候我会多拖两分钟，再多回答一些问题。带着他们一起游走在制度之外，这几分钟是很好的机会。

班上有一个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女孩。（以下的话真的不是在自夸）跟我一样矮戳戳的等不到长高的那天，所以一直坐在第一排。也是跟我一样喜欢着老师，所以一直坐在第一排，总是睁着闪亮的眼睛，托着下巴，充满希望地抬头，用恋人的眼神看着老师。她精神的马尾辫把眉毛都扯得飞起来，弹嫩充盈的脸蛋，俏皮灵动的脑袋，让她总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开着恰到好处的玩笑，让人游不走注意和怜爱。每次下课后我坐在回程的车上都会回想起她。我觉得我的许多老师也会有这样回想我的瞬间。

今天我想起来要合影留念，她很自然地挽住了我的手臂，小脸安心地贴在我的羽绒服上。课后有些孩子狂热地拿着自己的笔记本找我要签名和微信，她安静地站在我身边，伸出两根小胳膊环住我，小脑袋埋进我怀里，在我胸口蹭走两滴水渍。那一刻我觉得我被我自己信任着。多么可爱的一个小我，我相信她的许多老师都会像我这样爱她，因为我也被那么多的老师爱着。每周六七点起床打车一个半小时，现在看来是多么值得，多么宝贵。

昨天才去本超采购了一些印着复旦字样的笔和校徽，准备今天颁发给他们当作奖品和学期礼物，也许能激励到他们。最后发剩一支笔，有个孩子说，老师您留着吧，这样我们用的就是“师生笔”了！离开的时候一群小孩子追着我把我从四楼送到一楼，再从一楼把我送到了车上。他们红着眼睛，隔着学校的铁栏跟我说，老师您以后一定要回来呀，我们还想见到您。我说好，还会再见的，加油考复旦吧！他们却迟疑着不敢应允。

想起室友提醒我说，他们是农民工子弟，他们的老师是不知道哪里去的老师，也许他们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就再也用不上我们教的知识了，甚至可能再也用不上英语了，更不可能考上复旦。以后我们再跟他们重逢，也许就是在外卖交接点，在网约车上，在商场。就像我的许多重庆老乡们，有着与我相仿的年纪，却在北区快递站里扫码收发快递。

学校一面是田间地头，孩子们有时还会体验跟父母一起种地养果。另一面是古镇和水道，游走着活在上海边缘的市民，坐在破门口的爷爷奶奶，家长开着三轮车或电瓶车，一台车上可以堆五个人，接送着自己没有去过外滩的孩子们。我害怕我教的课他们学不进去，因为在生存面前，任何形式的capital都会被打压下去。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演讲知识，最多不过是笔记本上的两页生词，睡一觉便忘记它们都是什么意思，也想不起来它们都怎么发音。他们能在哪儿用到这些东西？这些东西连帮助他们考好英语期末都不行。外语能给人带来的资源，连在我这里都被压缩得无处可寻，在他们那里又算个什么呢？老师说我如今获得的capital都是从父母和老师那里汲取的，而我传给他们的capital，能被转换到哪里去呢？我好想让他们能从我这里多学点东西，哪怕我真的被打作“普罗米修斯”，被绑在崖壁上日复一日被啄食肝脏，我也想让他们学会英语演讲。

我会在这里多守望一会儿。但我很想哭，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次课了。去年结课的时候我们从金海公路驶回杨浦，路过的马鞭草花园里，紫色的小团子在半空中铺洒得满满当当。在花田里听组里的同学说，之所以我们能接到这个项目，能拿这么多钱，只是因为有房地产开发商想在奉贤炒房价，所以跟复旦这个名头联系合作，为抬高这个片区的教育水平，于是现在奉贤的房价自然而然地涨到三万，比我家在两江新区买的新房都贵出许多，这个项目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结束了。而我留下的只有孩子们抱我时在我的白羽绒服上留下的污渍，一些照片，一根“师生笔”，和几笔资本家撒出的、用于购买我身上的“复旦”名头的课酬。Two Worlds in One City，郑老师的论文写得真好。

老师说他们会记住我，这辈子都会记住我，as一个漂亮有趣聪明的老师，在他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，哪怕只是陪他们走过那短短的一程。